陈成伟 上海南京军区临床肝病研究中心
编者按：在本届EASL年会上，英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R）伯明翰肝脏生物医学研究所等单位报道了一项多中心、开放的II期随机对照研究，显示肝硬化患者经自体CD133+骨髓干细胞移植后的阴性结果（大会摘要号：PS15）。本刊特邀我国著名肝病专家、上海南京军区临床肝病研究中心陈成伟教授，请他对此项研究的结果和意义进行特约点评。
该研究纳入81例MELD评分为11.5～15.5的患者，分别给予传统治疗、G-CSF 15 μg·kg-1· d-1共5d，以及G-CSF 15 μg·kg-1 · d-1 5d后采集患者自体白细胞，分离纯化CD133+细胞，并于第30天、第60天静脉回输给患者（0.2 × 106 cells/kg）。结果显示，三组干预后的MELD评分、胆红素、白蛋白、INR和肌酐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第90天Fibroscan肝脏弹性成像检测和慢性肝病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3组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此外，3组中分别有2例、3例和7例患者在干预期间发生严重不良事件。
早在2011年，我国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高志良教授在Hepatology杂志报道了关于自体骨髓干细胞治疗肝功能衰竭的一项研究。2013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在EASL年会上也报道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剂量递增静脉输注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的安全性研究。这两项研究的结果似有近期疗效，但均未见远期疗效。尽管干细胞在一些病例表现出神奇的效果，也展示了很好的前景，但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不同组织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的肝向分化存在差异。我们在急性肝功能衰竭的动物实验中表明，脂肪组织来源的hADSCs较脐带来源的hUC-MSCs具有更强的肝向分化能力和更好的疗效。其次，G-CSF诱导后细胞的功能和表型尚不清楚，因此寻找肝向分化过程中的关键因子进行干预也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干细胞和药物不同，药物经过严格的化学合成具有稳定、可控的化学特性，而干细胞由于细胞培养条件及来源的差异，更何况干细胞会从具有不同分子生物学特性的不同年龄、性别及种族捐献者获取，从而造成干细胞功能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当前，干细胞治疗仍是疾病治疗领域的一大热点，但大部分研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很大距离。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处方药物需要先提供其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明，才能被监管机构批准，并且对于临床试验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目前，对于干细胞治疗也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允许干细胞先作为治疗手段进入市场，然后再评价其有效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能放松对干细胞治疗的监管，让患者成为一些可疑治疗方法的研究对象，并且还要为此支付高昂费用。
干细胞治疗要发展成为标准的医学应用技术，在技术方面要解决三大问题：第一，是细胞制品的质量标准；第二，是要有符合细胞生长要求的培养条件；第三，是细胞的运输储存条件。如何保证细胞进入体内后与预期效果一样，这些检测与评价是不容易的。此外，干细胞及其衍生物可能作用于多个靶器官与组织，同时具有不同的效应，因此，安全性证据最为关键。
当前，干细胞的相关临床研究热度迅速升温。截至2016年2月， 全球登记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共4366项。我国已将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列入“十三·五”国家重大专项，说明中国很重视干细胞治疗的发展。吴祖泽院士最近呼吁，在产业化的审批方面，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成细胞治疗药品和自体细胞治疗技术，从而进一步疏理审批程序。他说：“生物治疗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我们要提倡创新，加强监管，规范申报，疏而不乱。”
在生物治疗领域，国家将出台有利于我们努力自主创新、加快转化医学进程、缩短与国外差距的政策和措施。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模式，而非降低的标准，每个干细胞研究者要以社会责任为已任，将干细胞为人类健康服务作为首要追求目标。
原文链接：P.N. Newsome, R. Fox, A. King, et al. A Multicentre, Phase II, Open-Label,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Repeated Autologous Infusions of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Mobilised CD133+ Bone Marrow Stem Cells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bstract number: GS15
专家简介
陈成伟，主任医师、教授，文职1级将军，上海南京军医临床肝病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前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肝脏学病学会前主任委员，《肝脏》杂志主编，《中华肝脏病杂志》顾问，上海医学会内科学会顾问，上海市感染病质控中心顾问。主要专长为肝脏病及其并发症，对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其并发症、药物性肝病等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