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肿瘤免疫治疗作为新的治疗手段，改变了肝癌临床治疗模式，逐步发展成为继分子靶向药物之后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多种类型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不断面世也为广大肝癌患者带去了新的希望。然而，现实中免疫治疗应答率有限，寻找精准的肿瘤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作为靶标或检测及评价指标有助于摆脱此困境，探索更加有效的免疫治疗模式可以使患者获益更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免疫治疗将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多的曙光。在第32届亚太肝脏研究协会（APASL）年会上，本刊有幸采访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Tim Greten教授，分享了有关肝癌免疫治疗相关生物标记物的研究现状、应用及挑战。

 

 

《国际肝病》
近年来，被发现的肝癌系统治疗的免疫相关生物标记物主要包括哪些？

 

Tim Greten教授

众所周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现在已经成为各大指南对于晚期肝癌患者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患者都能从这种免疫治疗中获益。因此，人们开始探寻可以用来识别肝癌免疫治疗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目前，已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PD-L1染色的免疫组化、寻找肿瘤突变负担和干扰素γ标记。不幸的是，以上这些生物标志物都还没有被广泛证实，我们还无法应用于临床，这主要包括用生物标志物来预测肝癌患者的治疗反应，以及为他们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总而言之，目前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探索，以便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国际肝病》

据您所知，哪些生物标记物可以有效预测肝癌系统治疗的疗效？

 

Tim Greten教授

已经有人尝试使用PD-L1染色来预测肝癌系统治疗的疗效。然而事实证明，目前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生物标志物。

 

《国际肝病》

当前在肝癌系统治疗免疫相关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及应用方面，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您如何看未来肝癌的系统治疗前景？

 

Tim Greten教授

关于与生物标志物相关研究及应用的挑战，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在很多时候，HCC通常在没有活检的情况下被诊断，这使得我们很难从存档组织中识别生物标志物，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组织档案。我们需要在采集标本上付出更大的努力。我认为另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是研究外周血和循环肿瘤DNA。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未来识别生物标志物。我们必须进行更彻底的分析，并使用更多的生物信息学来识别生物标志物的新组合。关于未来治疗的前景，目前联合免疫疗法已经成为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我们期待着更多新的联合疗法；同时另一个方向是过继性T细胞疗法在HCC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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