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AARC的全称为APASL ACLF Research Consortium（亚太肝病学会慢加急性肝衰竭研究协作组），是亚太肝病学会下属的一个研究学组，宗旨是联合亚太地区各国的力量攻克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负责人为亚太肝病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SK Sarin教授。作为AARC中的重要成员，我国学者如何为提高亚太地区慢加急性肝衰竭诊治水平贡献中国力量？《国际肝病》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宁琴教授，在全国十七家中心共同启动的AARC中国研究项目中，该院担任了组长单位。

 

ACLF是临床急危重症，全球各地区围绕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就像不同语种之间交流存在障碍，ACLF研究中存在潜在性“沟通屏障”，即不同国家和地区，或不同研究协作组之间，遵循不同的ACLF定义和相关标准，使得本领域研究者在理解相关研究的研究价值、解读研究结果时带来一定的困扰。

 

AARC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在亚太地区建立能得到广泛认可的统一标准，以此为基础进行学术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亚太地区和北美、欧洲等地的ACLF疾病特征有重要的区别。

 

首先，在病因方面，北美和欧洲是以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和自身免疫性肝病为主，病毒性肝炎在ACLF病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而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如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ACLF的病因则以病毒性肝炎为主。尽管近年来，酒精性肝损伤、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病因导致的ACLF的发病率有所增加，但病毒性肝炎仍然是亚太地区ACLF的主要病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东西方之间存在的这个差异。 

 

其次，西方国家最早从事ACLF疾病管理的医生多来自重症医学（ICU）专业，他们在这个临床环境中开展了多项研究，并由此衍生出相关共识和指南。但是，他们面对的患者群和亚太或者中国专家所面对的患者群的临床特征是有差异的。西方ACLF患者人群多并发多个脏器功能的衰竭，因此在西方的ACLF定义中，要求在肝硬化基础上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器官功能衰竭，甚至其中一些患者仅有肝外器官功能衰竭，这与亚太地区对于ACLF的理解和疾病的诊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第三，西方定义标准对肝硬化是有要求的，而亚太地区患者尤其是我国ACLF患者大多没有肝硬化基础。根据亚太地区最近的统计资料，如果沿用西方标准，亚太地区有近2/3的ACLF患者不能被诊断为ACLF。 

 

第四，东西方ACLF的发病诱因存在不同，即HBV的再激活或耐药、其他病毒的重叠感染、服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等为亚太地区ACLF发生的最主要诱因，而西方ACLF发生的主要诱因为细菌感染和急性大量饮酒。

 

以上这些差别使得我国或亚太地区确实需要基于本地区的病原学、疾病特征和临床经验来制定合适的ACLF诊断标准和流程。

 

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已认识到这些临床特征的重要性。自2009年至今，贾继东、段钟平、宁琴、胡锦华、韩涛、陈煜、陈韬等教授和多个研究团队先后加入AARC，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亚太ACLF诊治专家共识的制定（2009年）和更新（2014年和2018年）。近年来，我国专家也开始关注亚太地区AARC的研究进展，并将其与国人的资料相比较，发现亚太地区的标准相较于西方标准更适合我国ACLF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基于AARC的诊断标准，宁琴教授团队建立的ACLF同济预测模型（TPPM模型）预测HBV所致ACLF（HBV-ACLF）患者的预后效能显著优于西方的预后模型。

 

在我国多个临床研究团队的参与下，目前AARC共入组五千多例患者，分别来自亚太地区的20多个国家，我国贡献HBV-ACLF大部分病例。与此同时，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担任组长单位的全国十七家中心共同启动了AARC中国研究项目（AARC China Study）。APASL“Critical Care in Hepatology”单主题会议将于2021年在武汉举办，期待中国专家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与国内外同行分享，这些工作必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肝病领域产生更加正面和积极的影响，为我国和亚太地区ACLF患者的诊治贡献中国智慧。